人大代表鄭硯國：多方努力，營造核電發展良好環境
 

黨的十八大以來，民意在我國民主進程中彰顯出越來越大的力量，核電項目的立項已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決策，更是一項政府、投資方和公眾在基本社會共識基礎上的多贏之舉。

在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核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鄭硯國看來，“這樣的情況下，談核電必然先談公眾溝通。”今年兩會，鄭硯國帶來了4條建議，關于核能公眾溝通的建議被他放在第一個。這顯然與以往談及核電項目時，規劃、投資等等方面談下來之后，最后提到“同時也要做好公眾溝通”的慣性思維不同。

鄭硯國認為：“日本福島核事故后，社會公眾高度關注核安全，質疑、評價的熱情不斷升溫，參與和表達的欲望愈發強烈。與此同時，信息傳播的手段和形式正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傳播媒介的變革對核電公眾溝通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來，我國某些核能項目建設受阻的事實已經證明要保證我國核能事業的健康發展，通過廣泛公眾科普宣傳行動來減少并消除人們對核能利用的擔心和恐懼已成為當務之急。”

對此，鄭硯國認為，首先要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健全公眾參與制度。一方面，要加快推進《原子能法》、《核安全法》的立法工作；另一方面，要制定和健全公眾參與制度,推進核電發展方式的轉變，積極適應社會經濟新常態，建立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協調機制，構建良好的公眾溝通平臺，引導理性交流，協調社會關系。

其次，他希望主流媒體積極發聲，正確引導輿論，普及核科學知識，樹立公眾對核電的信心。“當前我國核電項目的新聞多活躍在產經頻道，希望以后核電這個詞能更多地出現在科教頻道。”

再次，鄭硯國指出，要積極發揮核電項目所在地政府在公眾溝通、公眾參與輿情控制和群體事件管控中的作用，核電企業要在公眾溝通、公眾參與等工作方面做到與政府宣傳部門一起策劃，一起部署，一起研判。

“此外，我們還要著力形成一套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信息互通、成果共建的核電科普宣傳工作機制，打造一支素質優良、業務精通、能夠滿足公眾需求的專業化和普適化的隊伍，形成一套能夠體現特色、方式靈活、內容豐富、具備品牌優勢和品牌效應的標準化核電科普宣傳產品，打造能夠有效消除公眾‘恐核’心理、公眾生活和工作契合度高、具有人文特色的核電科普宣傳品牌。”入職核電企業多年，鄭硯國對于公眾溝通有著自己獨到的感受與看法。

人大代表朱紀：應保持核燃料體系的完整性
 

參加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總經理朱紀較前幾年多了一些感觸。讓朱紀深感欣慰的是，每次全國兩會提交的關于核工業發展、企業改革、民生等方面的議案，都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有些建議還被采納。

然而，有一件事情，朱紀一直掛在心頭，這幾年一直沒有停止過呼吁。那就是——不要輕易打破我國60多年在核燃料產業方面建立的完整局面，希望國家在支持核電發展的同時也支持核燃料產業的發展，一直保持核燃料產業目前完整的發展態勢。

至于為什么要保持核燃料產業的完整性？朱紀解釋道，核工業，特別是核燃料產業，寓軍于民，屬于戰略性產業。經過60多年的發展，我國核燃料企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經驗，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國防和國民經濟建設發揮了歷史性的作用。當前，核工業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如何更好地適應現代國防和核電發展的需求，的確給整個核燃料產業提出了新的課題——核燃料產業需要改革提升。但核燃料是專業性強、敏感的產業，不同于一般產業，如果輕易開放，當前完整的核燃料體系勢必會被打破，這樣不僅不能促進產業本身的發展，反而還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

他進一步補充道，從經濟的角度看，核工業經濟體量小，核燃料更是如此——市場有限，沒有必要通過完全開放的競爭來促進空間的提升。另外，從技術的角度看，涉及到核燃料產業很多都是專有技術，是我國經過幾十年探索、研發積累下來的成果，在市場上無法共享。如果引入競爭，勢必會分散現有的技術力量，削弱整體的技術能力，也不利于核燃料產業的發展。況且，美國、法國、俄羅斯等核工業強國都是集中的形式發展核燃料產業，這些國家并沒有多個主體經營核燃料。

“總而言之，在核燃料產業方面引入競爭，弊大于利。不要因為戴著專營的帽子，就希望通過所謂的開放、引入競爭摘掉它，還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核燃料產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要科學理性看待，著眼大局，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把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放在促進核燃料產業發展這個關鍵上，集中力量辦大事。”朱紀說。

這番肺腑之言，是他在核燃料戰線工作30多年對核燃料產業發展模式最為深刻的體會。

政協委員萬鋼：進一步界定“核安全”含義
 

業界倡導已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核安全法（草案）》（以下簡稱《核安全法》或《草案》）自去年全國人大一審通過、開始公開征求意見以來一直備受關注。日前，記者采訪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院長萬鋼時，他表示：“制定《核安全法》是保障我國核事業持續穩定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完善核安全法律體系的必然需要，有利于促進全社會對核安全的了解和信心，有利于強化核安全監管工作，有利于加強核安全的國際合作。目前，《草案》對于‘核安全’的定義還存在一定爭議，主要認為是定義不夠準確，容易讓人把核設施、核材料的所有安全都歸于核安全。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不利于核工業的發展和監管，也不利于公眾溝通。”他強調：“具體來講，就是要準確界定好核安全。”

在《草案》“第一章 總則”中，核安全的定義為：“對核設施、核材料采取必要和充分的監管、保護、預防和緩解等安全措施，保障核設施、核材料安全，防止由于任何技術原因、人為原因或者自然災害造成的事故，并最大限度地減少事故情況下的放射性后果，從而保護從業人員、公眾和環境免受核事故危害。”

萬鋼認為，核安全是與易裂變材料或聚變材料緊密相關的安全，核安全的定義不能脫離核反應失控和核反應產生的放射性物質泄漏污染這個核心內容。目前在核工業應用中，除核反應堆（包括核電站）外，核工業其他領域的核安全就是核臨界安全。因此，不能將核安全等同于核工業安全，也不能把與放射性相關的安全問題都歸于核安全。核工業安全除核安全外，還包括常規工業安全和輻射安全。核工業的常規工業安全與其他行業沒有本質區別。輻射安全與核安全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據了解，目前，國際上對核安全沒有統一的定義，其在不同的語境下所指的對象不盡相同。如，法國《核信息透明與安全法》中，鈾的純化和轉化就不在核安全之列。

“正是由于目前國際上核安全沒有統一的定義，在不同的語境下所指的對象不盡相同，再加上國內對核安全也沒有明確的定義，勢必在核工業業內和業外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概念混淆。”對這一現象，萬鋼表示非常擔憂。在他看來，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恐核、反核的聲音，一方面是由于社會公眾對核工業缺乏了解；另一方面，美國三哩島、蘇聯切爾諾貝利和日本福島核事故對社會造成了重大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核工業業內和業外都存在把核安全的概念擴大化的情況，造成公眾溝通障礙。近年來發生的一些涉核事件引起過度反應，甚至造成恐慌，主要也是公眾對核安全不了解、存在恐核心態所致。

“核安全是核工業最基礎、最重要的概念，是《核安全法》立法的核心，也是全社會最為關注的問題。建議結合《核安全法》的立法，給‘核安全’一個科學清晰的界定，統一認知，消除歧義，規范執行，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公正性。”萬鋼最后說。

政協委員劉永：搭建核工業人才培養高端平臺
 

當前，我國在役核電機組保持安全穩定運行，在建核電規模居世界第一，核燃料循環體系全面發展，我國正在從核電大國轉變為核電強國。發展核工業，人才是關鍵。談及人才問題，全國政協委員、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長劉永開門見山，直接“支招”：“加大核專業基礎人才培養力度，搭建骨干人員培養與深造的高端平臺，刻不容緩。”

劉永給核工業發展算了這樣一筆“人才賬”：“目前，我國核工業從業人員約有20余萬人，其中，中核集團約10萬人，中核建設集團約3萬人，中廣核集團約3萬人，國家電投涉核從業人員約1萬人，其他約2萬人。這里面技術骨干約占65%。要實現我國核工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目標，需要打造完整的核工業人才體系，在專業技術人才、經營管理人才、技能人才三支人才隊伍建設上齊頭并進。但是，目前核工業人才隊伍規模、結構和水平還遠不能滿足規劃需要，尤其是技術骨干的缺失更是核工業發展面臨的重要瓶頸。”

為此，在加大核專業基礎人才培養力度方面，劉永建議：“首先在本科基礎教育階段，合理增設核相關專業，擴大現有招生，加速培養一批基礎人才。其次，加大碩士、博士研究生培養力度，壯大高層次核專業人才隊伍。我國核領域基礎人才缺乏，將會直接影響未來核工業高效發展。”對此，劉永直言不諱。

在分析核工業當前的人才狀況時，劉永指出：“近年來，核工業系統培養了一批科研和技術骨干，這些人大部分是邊干邊學，部分在核工業系統內部學習深造，支撐著我國核工業一步步向前發展。從高校或核工業系統外其他單位選拔的骨干非常有限。而新形勢下，核工業全產業鏈技術都面臨著能力提升或升級換代，對技術人員和骨干人員的科研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核工業內部目前還缺少深造的培訓平臺，外部也不具備這個能力。”

因此，在搭建骨干人員培養與深造的高端平臺方面，劉永建議：“依托現有核工業集團或涉核高等學校的資源和能力，在國家相關部門如教育部、科技部、國防科工局等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下，盡快組建高端、專業、脫產、與國際接軌的培訓或再教育機構，為我國在職核從業人員提供深造平臺，全面提升核從業人員技術水平。”

政協委員羅琦：設立核動力國家實驗室時機已成熟
 

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一些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打造聚集國內外一流人才的高地，組織具有重大引領作用的協同攻關，形成代表國家水平、國際同行認可、在國際上擁有話語權的科技創新實力，成為搶占國際科技制高點的重要戰略創新力量。”“核動力領域事關國家安全和能源安全，涉及專業學科范圍廣，技術含量高，對國家經濟和行業發展具有顯著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是國家戰略性高新技術領域。而發展軍民核動力是國家意志的重要體現。因而，設立核動力國家實驗室是國家使命牽引的必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院長羅琦如此堅定地表達。

他認為，核動力技術是一個復雜的技術體系，涉及學科范圍廣、交叉多、綜合集成度高，是高科技領域的代表。通過建立軍民核動力國家實驗室，可以更好地集中資源，聚集一批國內外多專業、高水平的人才，持續、高強度開展核動力及相關技術的基礎性、前瞻性、戰略性研發和協同創新，提高我國核動力技術水平，搶占軍民核動力領域的科技創新制高點，同時將大大促進國內相關領域發展，引領我國相關科技的整體快速進步。因而，“核動力國家實驗室是搶占科技創新制高點、促進協同創新攻關的重要載體。”

與此同時，核動力技術是一個研發周期長、投資成本高、研發風險大的領域。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核動力領域加快了追趕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腳步。“通過50多年的積淀，我國逐步形成核動力的自主研發能力，組建了國防科技工業核動力創新中心、核動力相關重點實驗室等省部級研發平臺，擁有了眾多大型研究基礎設施，培養了一批較高水平的科研隊伍，形成了大量的軍民核動力科研成果，趕超并引領國際核動力技術發展、掌握國際核電市場話語權的時代即將來臨。”羅琦這樣總結我國多年來在核動力研發領域打下的堅實基礎。基于此，他認為：“在核動力領域充分利用已經相對成熟的研發平臺、設施設備和人才隊伍，設立軍民核動力國家實驗室時機已經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