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國務院在浙江、江西、新疆等五?。▍^）設立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為綠色金融在政策、產品、業務模式的創新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和更多靈活性。在政策大力推動下，我國綠色信貸規模逐年穩步攀升，綠色債券的成功吸引了全球的關注，創新業務層出不窮，市場參與主體日趨多元化。我國綠色金融的發展，正逐步由分散化、試驗性的探索，向系統化、規模化推進轉變。

在取得一系列可喜成績的同時，也需清楚地認識到，未來綠色金融的深化發展仍面臨著不少需要突破的瓶頸。具體來說，綠色金融落地面臨的瓶頸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綠色金融標準體系存在短板

目前我國綠色金融標準體系化尚未成型，在綠色金融標準方面存在短板，主要表現為：

一是綠色項目界定標準不統一。具體來說，人民銀行《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和發改委《綠色債券指引》對于綠色項目的界定不一致，這種不統一表現在項目分類和項目范圍兩個方面。

從項目分類看，人行目錄將綠色項目分為6大類，大類項下又進行了細分，有二級分類和具體的說明和界定條件；而發改委指引的綠色項目包括了12大類，范圍比較大，沒有進一步進行細分和說明；從項目范圍看，兩部門對綠色項目的認識存在偏差，具體體現在：發改委將核電納入了新能源項目范疇，而人行目錄中的清潔能源類項目并未包括核電項目。

另外，發改委綠債指引中納入了節能環保重大裝備、技術產業化，合同能源管理，節能環保產業基地（園區）建設、生態文明先行示范試驗、低碳發展試點示范等項目，但這些項目在人行目錄中并未涉及。

同樣，人行目錄中所包含的災害應急防控、交通領域互聯網、水路交通中的船舶購置及航道整治、城鄉公路運輸公共客運、鐵路交通、城市軌道交通、清潔燃油等項目也未在發改委目錄中明確提及。

二是不同監管口徑下綠債發行和存續期監管要求存在差異。發改委主管的綠色企業債券將募集資金占項目總投資比例放寬至80%，發行企業不受發債指標限制，并且在資產負債率低于75%的前提下，核定發債規模時不考察企業其它公司信用類產品規模，這意味著，此類企業可以突破債券融資規模不得超過凈資產40%的規定；而證監會《關于支持綠色債券發展的指導意見》對于發行主體條件并沒有類似便利措施，同時還對綠色公司債發行的范圍還進行了界定，即原則上不得屬于高污染、高能耗或其他違背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行業；交易商協會《非金融企業綠色債務融資工具業務指引》對于發行主體并沒有明確的限制條件。另外，不同品種綠色債券在存續期內的信息披露標準也存在差異。

三是標準間缺少呼應，各類產品之間無法有效銜接。銀監會的綠色信貸中節能環保項目及服務貸款統計口徑包含12類貸款，而人行綠債目錄將綠色項目分為6個大類、31個小類。在支持項目范圍及分類方法上存在差異，部分可納入綠色債券投資范圍的項目不屬于綠色信貸；反之亦然。

綠色信貸與綠色債券標準之間的不統一，導致銀行機構的綠色信貸資產無法直接對應到綠色債券發行所需的綠色資產池，需重新對基礎資產進行梳理和認定，增加了業務管理的難度和成本。

四是綠色項目標準仍有完善空間。以人行《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來說，綠色項目的分類存在互相交叉的現象。另一個會讓市場產生困惑的問題在于目錄類別的劃分依據，還是前文提到的生物質發電和供熱，生物質發電、供熱屬于生物質能利用的兩種方式，而從產業劃分角度看，生物質能利用屬于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范疇，這點從國家能源局印發的《可再生能源生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將加快發展生物質能利用同推動太陽能、風電、水電等清潔能源開發利用并列作為“十三五”時期的主要任務便可印證。而目錄中清潔能源類別中包括了風電、光伏發電、水力發電等項目，卻沒有將生物質能利用單獨放入其中。

另外，清潔能源類項目單獨設立了分布式能源這個子類，而分布式能源只是能源的一種利用方式，其一次能源可以是氣體燃料（天然氣、生物燃氣、煤制氣等），也可以是可再生能源（風電、光伏），但目錄分類是將分布式能源同風力發電、光伏發電、水利發電等并列放入了清潔能源類別。

二、綠色認證和評級制度不完善

綠色認證和評級制度是保障綠色金融公信力的關鍵。特別是對于吸引投資者來說，綠色認證是投資人識別綠色項目和綠色發行人的重要途徑。而目前我國在綠色認證和評級制度上存在以下兩個主要問題：

一是綠色認證和評級缺乏官方指引和標準。七部委《指導意見》提出“研究探索綠色債券第三方評估和評級標準。規范第三方認證機構對綠色債券評估的質量要求。”在這方面，我國目前仍停留在民間機構和企業自發探索的層面，各機構認證標準、方法學均自成體系且不盡相同。

二是對綠色認證機構尚無明確監管規范。目前，《指導意見》提出的對第三方認證機構的規范和管理尚未出臺具體的規定，對于認證機構的資質、從業人員資質、認證標準及流程，認證質量管理等均無具體要求。

三、綠色企業股權融資的落地路徑尚未打通

從目前實踐情況看，綠色債券一定程度解決了綠色項目融資的問題，但綠色企業的股權融資還未能實現落地。很多綠色項目，首先需要的是股權融資，在取得資本金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作債務融資。而解決綠色企業融資的問題首先需解決綠色企業概念和界定問題，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還比較欠缺，只有解決了什么樣的企業是綠色企業，才能對綠色企業有針對性地識別，進而出臺具體的綠色企業上市和再融資政策。

四、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尚未建立

環境信息披露是綠色金融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七部委《指導意見》提出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制度”。目前對于綠色債券，人行、滬深交易所、交易商協會等主管機構在各自發布的文件中，對于綠色債券的信息披露都提出了明確的部署，但主管部門對于綠色債券的信息披露頻次、方式和內容存在差異，尚未形成統一監管要求。而對于上市公司的環境信息披露制度，目前還未出臺具體的規定和辦法。一方面，這會導致市場投資者無法進行真正的綠色投資，因為其無法識別哪些企業是污染的，哪些企業是綠的，嚴重動搖了投資者進行綠色投資的信心；另一方面，由于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是編制綠色股票指數和ESG指數等金融產品的重要基礎，因此環境信息披露缺失導致我國綠色指數等產品發展受阻。

五、綠色投資環境亟需培育

從我國綠色金融市場發展情況看，現階段綠色金融產品供給仍然有限。這種現狀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主管部門相關政策的落地效果。2015年人民銀行關于發行綠色金融債券有關事宜的39號公告提出綠色金融債券募集資金閑置期間，可以將募集資金投資于非金融企業發行的綠色債券。但該政策在現實中執行起來仍比較困難，原因在于綠色債券總體和非金融綠色債券數量和規模十分有限。根據Wind數據統計，截至2017年9月20日，我國綠色債券發行規模雖已突破3600億元，但跟整個債券市場63.64萬億的存量規模比（剔除同業存單存量），綠色債券規模占比僅為0.06%，仍屬“冷門品種”。同時，在這3600億元綠色債券中約2500億元是銀行機構發行的綠色金融債，其他品種包括企業債、公司債、中期票據、短融和資產支持證券等合計大概只有1100億元左右的規模。綠色金融債的規模超過了其他類型綠色債券規模的2倍還要多，這可能會造成綠色金融債募集資金在閑置期間并沒有足夠多的“非金融企業綠色債券”進行投資。

六、“真金白銀”的激勵措施未能落到實處

從激勵措施落地的情況看，目前只有針對綠色債券的相關政策實現了落地，但激勵的范圍也僅局限在設立綠色審批通道、放寬相關指標限制等層面。而真正利用市場規律，通過調整利益對綠色金融進行激勵的措施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如各政策文件中提及的貼息、再貸款、擔保等手段。“真金白銀”的激勵措施未能落地，使得綠色金融產品跟其他金融產品相比并沒有任何成本優勢，在某些情況下，綠色金融產品的成本還要更高，例如發行綠色債券需要支付額外的認證費用，再考慮到主管機構對于綠色金融的監管政策給參與機構提出了額外的管理要求和負擔，自然很難調動金融機構的內生動力。而金融機構內生動力的不足則是限制綠色金融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

劉翌 興業研究研究員，魯政委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